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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际，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杨洵的表情变化。
若是杨洵的表情间稍稍显出一丝恼羞成怒之色，赵俊臣就会立刻闭口不言，又或者是话锋一转、连忙改口，表示“晚辈总体而言还是极为支持杨大儒您这些观念的”云云。
然而，让赵俊臣愈发感到敬佩的是，杨洵虽然数次被赵俊臣问住了，但他完全没有恼羞成怒，只是认真思索着解决之策。
实际上，在这场辩论之中，赵俊臣暗中玩了花样，他所提出的几项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关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而是法律执行之际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而这种问题，向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实，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赵俊臣本人也没有寻到答案。
又或者说，赵俊臣虽然提出了这些疑问，但他并没有认真思索过相关答案。
因为，赵俊臣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更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像是这种与伦理相关的问题，唯有理想主义者才会认真思索，但赵俊臣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浪费精力。
这个世界上，善恶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人们总是用模糊的善恶标准要求自己会很累，所以绝大多数人皆是倾向于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希望能寻到一个绝对的判断准则，他们只要按照这样一个判断准则来行事，就可以放弃思考、永远不会良心不安。
而理想主义者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人们寻到这样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有些理想主义者诉诸于“道德”、有些理想主义者诉诸于“宗教”、而杨洵则是诉诸于“律法”。
所以，“道德”、“宗教”、“律法”这三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善恶标准。
然而，作为实用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赵俊臣很是抗拒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二元论。
就以刚才赵俊臣所提问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究竟哪个重要”为例。
有些人认为程序正义重要，因为程序正义乃是水源，结果正义只是水源之中所涌出的水流，所以绝不能因为部分水流而污染水源。
有些人认为结果正义重要，因为结果若是不正义，那么程序正义也就毫无意义。
但在赵俊臣看来，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一旦是发生冲突，那就只代表着一件事情——程序失灵，程序之中所涉及的审核、监督、与制衡，也已经变成了推诿、扯皮、与不作为！
若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自然就可以无视；若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就需要改革；若是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就需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改变现状了。
然而，何时可以无视？何时需要改革？又何时需要采用激烈手段？
关于这种事情，就不是理想主义者所提出的善恶二元论可以解决的事情了。
许多时候，并没有正确与否、善恶二元，只有合适不合适。
譬如说，赵俊臣很不喜欢厂卫，但若是让赵俊臣决定要不要废掉厂卫，那么在新机构出现之前，赵俊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因为明朝的疆土广阔、情况复杂，极为需要中央集权，任何一个事物只要能加强中央集权，那就是利大于弊，若是削弱了中央集权，那就是弊大于利。
而杨洵的观念也是如此，它是百年以后的真理，但并不适合于此时此地，因为这种观念削弱了中央集权。
但关于这一点，赵俊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明说出来的，因为他一旦是说出了这个想法，就真的要彻底得罪杨洵了。
杨洵或许可以接受自己的理念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他未必能接受自己的理念不合时宜、弊大于利。
不必再谈赵俊臣的心中想法。
却说，因为赵俊臣的连续提问，杨洵不由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与思索。
见到杨洵的这般模样，赵俊臣也不催促或者多说，只是默默低头、继续翻阅起了杨洵的文章，摆出一副爱不释卷的模样。
与此同时，杨洵的两位弟子、赵俊臣的诸位幕僚，也纷纷因为赵俊臣的观点而陷入了思索之中。
一时间，赵府正堂之中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是默不作声。
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炷香时间之后，杨洵突然笑了起来，笑容也是极为畅快。
“赵阁臣的观点很有趣……而且，赵阁臣你似乎特别善于举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说话间，杨洵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表情恢复了严肃，缓缓道：“也就是因为赵阁臣所举的这些例子，让老夫受到了误导，险些被赵阁臣带到沟里去！”
顿了顿后，在众人瞩目之下，杨洵继续说道：“然而，赵阁臣反复举出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希望加强自己的说服力，在老夫看来只是一种心虚表现！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至理真言，完全没必要使用大量例子来佐证正确，而赵阁臣反复的举例佐证，反而是说明了这些例子皆只是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特例！
嘿！赵阁臣能列举出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那么老夫同样能列举出更多十倍的例子来反驳赵阁臣的观点，但特例并不能代表普世之准则，只因为少数的特例，就否认了普遍状况，岂不是因噎废食了？
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少数不肖子孙，我们就没必要养儿防老了？朝廷法令或许永远都会存在漏洞与滞后，但我们要做的事情乃是及时补充、努力完善，而不是否认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正确性！”
杨洵同样举例反驳了赵俊臣的观点之后，表情间显出一丝得意。
另一边，听到杨洵这一番话，房间内的众人也纷纷是面现恍然之色，皆是连连点头表示杨洵所言有理。
在此之前，他们就皆是隐隐觉得，赵俊臣的说法有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如今听到杨洵的反驳之后，也就发现了赵俊臣观点之中的漏洞。
然而，赵俊臣却依然是坚持己见，再次摇头道：“晚辈当然也知道，特例的存在并不能代表普遍现象！
但晚辈列举这些例子，并不是出于心虚，而是因为晚辈作为一名朝廷大臣，一直都认为朝廷与官府的存在与职责，与普遍性的关系不大，并不是为了干涉世人的日常活动，而正是为了完善处理这些特殊情况，晚辈所列举的那几项特殊例子，也皆是与朝廷的实际执行有关系！
这些因为漏洞而产生的特例，刚开始必然只是少数，但在朝廷法令进一步完善之前，若是不能及时修正，就必然会迅速泛滥，引发的恶劣后果也会愈发严重！
简而言之，晚辈只是认为，朝廷法令的存在很重要，但不应该干涉朝廷与官府在处理特例之际发挥作用，若是朝廷与官府受限于法令，没有能力处理这些特例，那也就彻底失去作用了。”
听到赵俊臣的这般说法，杨洵顿时是眼睛一亮，立刻追问道：“赵阁臣刚才说，你认为朝廷的存在与职责，只是为了处理特殊情况，而不是干涉世人的日常活动，那世人的日常活动又应该要如何约束？”
赵俊臣则是直接说道：“关于这一点，晚辈则是完全认可杨大儒您的观点，那就是制定详细且又全面的法令、规范所有官民的日常行为，而且是法无禁止皆可行！除非是发现了影响恶劣的特例，否则朝廷也不能随意干涉，存在感越低越好！”
说到这里，赵俊臣笑了笑，继续道：“从这方面而言，晚辈与杨大儒您的观念，却还是相同之处更多，只是一些执行方面的细节上存有分歧。”
听及此处，杨洵也就愈发认清了赵俊臣的真实想法，也愈发明白了两人的分歧所在。
赵俊臣同样是认可法令律文的重要性，也认为法律总是不断趋于完善的，曾经的漏洞总会解决，但在这些漏洞解决之前，法律漏洞所带来的伤害与恶劣影响，究竟要不要朝廷出手处理？又应该是如何处理、处理到何般程度？
简而言之，赵俊臣对于杨洵理论的质疑，主要是集中于“行政力量与司法力量的相互关系”这一点，杨洵认为司法可以干涉行政、但行政不应该干涉司法，而赵俊臣则是认为行政力量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干涉司法。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杨洵也认为两人的观点相近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之处。
至少，赵俊臣并没有像是那些当世大儒一般，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应该置于朝廷的法令律文之前，仅看这一点，杨洵就可以把赵俊臣视为知己与同盟了！
然而，就像是赵俊臣在坚持己见一样，杨洵也同样不会被赵俊臣轻易说服——他认为自己的理论确实是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错误。
于是，这两人随后就再次展开了激烈且又有序的辩论，但最终依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等到这两人反应了过来，才发现天色已经晚了，终于是意犹未尽的结束了这场辩论。
别看这场争论极为激烈，但对于赵俊臣与杨洵而言，对方已是他们近年来所遇到的共同观念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