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妨。”高弦胸有成足地说道：“因为国内经济表现糟糕、伊朗人质危机等等问题，今年总统选举的天平明显在向共喝党一方倾斜，如果共喝党那边呼声最高的李根取得最后的胜利，那经济将会进入半个世纪以来最少干预、最自由的时代，存在于好莱坞的反垄断压力也将不复存在，哥伦比亚影业的股份，一点也不愁买家。”

说到这里，高弦哈哈一笑，“另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米国之外对好莱坞感兴趣的资本，会越来越多。”

听着高爵士条理分明的答疑解惑，已经不怎么关心轮流坐庄进白宫的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心悦诚服地连连点头，转而好奇地问道：“我们去拜访谁？”

“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我想把他的一段传奇经历，拍成电影。”高弦看了看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意味深长地说道：“或许，你知道这位外交官。”

“是吗？”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胃口一下子被吊了起来，“他叫什么名字？”

高弦卖关子道：“我们很快就到地方了。”

还别说，高弦想要的效果确实达到了，见到本次拜访的目标人物之后，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深感意外之余，着实激动了一番。

高弦特意拜访的这位退休外交官，叫何凤山，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于任期内，为数千名面临德国**残酷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进而让他们先逃到中国，保住了性命。

现阶段，何凤山的义举还没有流传开来；“老剧本”里等到几乎二十多年后，何凤山都去世了，该事迹才被广泛报道，进而何凤山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高弦是通过高氏医学研究所聘请的一位名为何曼德的华裔研究员的资料，得知其父亲正是何凤山，于是产生了运作一番的想法。

为什么是“中国的辛德勒”，而不是“德国的何凤山”？东方义举在世界上总是被边缘化，既然如此，那我就先提上一提！

当然了，除了这种简单的不服气之外，高弦也少不了权衡利益。比如，在理所当然地宣传东方义举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提到了犹太人当初所受到的苦难，进而卖给实力深不可测的犹太利益集团人情。

至于操作空间，则一点问题也没有。

要知道，为了制衡军事实力占优的苏联，被国内各种问题困扰得焦头烂额的米国，堪称不留余力地拉拢东方大国，尤其去年年底苏联军队攻入阿富汗后，只能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正面战场背后搞一些小动作的米国，越发需要拉拢东方大国。

当下这个阶段称得上中米关系的蜜月期了，以何凤山的义举拍摄一部电影，也符合了两国加深外交关系的大势。

今年何凤山快要八十岁了，身体状况还可以，见高弦带着礼物、执礼甚恭地亲自拜访，别提多高兴了。

得知何凤山的身份和事迹后，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十分激动，因为当初他就是通过逃往中国的方式，才躲开了德国**的魔爪，进而有了今日的成就。

看着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眼里闪光地回忆着那段逃出生天的艰苦岁月，高弦暗自琢磨，“这个运作，确实有搞头！”

等弥漫在客厅里的激动情绪平复下来后，高弦道出了此行的最大目的：“何老先生，当得知您在维也纳担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的义举后，我深受感动，进而产生了把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拍成一部电影的想法，不知道您是否愿意成全呢。”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听了高弦的计划后，也关切地看着何凤山。

“退休后，我倒是写了回忆录。”已经事先从子女那里略知一二的何凤山，显得很谨慎，“只是，要拍电影的话，我怕最后辜负了高爵士的美意啊。”

见何凤山有顾虑，高弦坦诚地说道：“何老先生，这样的义举，足以担起一部电影。当着您的面，我现在就可以保证，具体运作过程中，绝不会急功近利，如果能在一九八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之际，电影搬上大屏幕，自然是再理想不过；可要是仍需仔细雕琢，也不成问题。”

总体来讲，高弦有响当当的身份和地位，游说的时候又那么耐心，可谓极尽诚意，何凤山尽管有顾虑，但最后还是被打动了。毕竟，谁不愿意青史留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