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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香江股市，单论投机程度，在全球主要股市里，堪称首屈一指，究其重要原因，水平发达了，但配套的机制，没跟上，导致漏洞百出，容易被居心叵测者利用。

如此局面下，各个方面的心态复杂程度，可谓一言难尽，不妨通过例子，尝试揣摩。

比如，米国股市的绿票讹诈，被刘大熊这样头脑灵活的人学明白了后，便“降维”用到香江股市里，狙击那些控制权不稳的上市公司，进而，占了便宜的，吃了大亏的，没来得凑热闹的……等等吧，对香江证券业的现有法规，显而易见地各有想法！

说白了，自己要捞钱的时候，希望越自由越好；当掉进坑里后，便记起来监管的保护了。

在这种逻辑上的怪圈里，只有自己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寻找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而香江金融管理局总裁高爵士提出来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简直要直击灵魂了，所引发的热烈反响，以至于在香江被迅速推崇为，继“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之后的最新经济策略。

简单提一下，“自由放任”是一九零六年代时任香江财政司郭博伟的工作思路，大致形容就是，市场随便怎么搞，港府不管，这确实增加了活力，产生了繁荣，可世事无绝对，副作用也越来越多，比如，底层被剥削得怨气越来越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怎么办；到了一九七零年代，郭博伟退休，夏鼎基接任港府财政司，来收拾香江动荡后烂摊子的麦理浩，大搞什么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地铁等等，很明显，港府还是干预市场了，而夏鼎基在一九八零年代退休前，将自己的任内工作思路，概括为“积极不干预”。

至于“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的更深层次东西，就不涉及了，容易抬杠和敏感，能理解高弦提出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迅速地、广泛地接受开来，就够了！

做为在香江金融管理局总裁高爵士领导下，香江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资本流动路径上，占绝越来越重要节点的一个反映，高弦提出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被国际媒体们纷纷引用，尤其华尔街大型机构的高管们，都主动表示，自己在百忙的工作当中，还是注意到了这一思想，以至于对香江股市开始产生兴趣，或者兴趣变得更大。

在这种反响下，港府立法局通过《香江证监会条例》，越发地进入倒计时。

其实，之前高弦虽然希望港府立法局最多一个月，通过《香江证监会条例》，以便于香江证监会尽快展开工作，但他并没有不少人猜测的那样急不可耐，因为很多工作都是平行推进的嘛。

有一说一，高爵士的提议，《香江证监会条例》的基础《高弦报告》，早就在各个层面被充分认识和研究了，审议《香江证监会条例》用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没毛病；可如果港府立法局在“深层”势力的影响下，非要在《香江证监会条例》上挖空心思地设计制衡点，拖上一年半载的时间，也讲得通。

当然了，《香江证监会条例》尽快审议通过，肯定最符合高爵士的预期了。

如今，《香江证监会条例》的审议通过，拖了这么长时间，似乎博弈上，高弦输了一局，可如果把格局放大到，把各种制衡转换为香江证券业走进国际前列的长远考虑，就未必了。

毋庸讳言，高弦夹在有时候更关注眼前利益的香江华资，与居心叵测、手法更老道的鬼佬之间，少不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为难之处，他还是需要讲究解决技巧的，比如让一方貌似占据上风地得意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