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也会开年会，也会开财政会议军事会议等等，在年初就会把一年要做的事情规范好，花多少钱也会准备好，如果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财政绝对不会出问题。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洞悉了这一点，曹参于是抑制住了想要“扬权”、彰显自己的权势的个人欲望，规规矩矩不去折腾，他带着一群按部就班老实巴交的官员按照规矩办事，不仅没有引来吕后的打压，也平安的度过了自己三年的相国任期，病逝于任上。

后来，民间把成天喝酒吃肉听小曲的曹参称为贤相。

汉初几代相国执政班子的行为被称作无为而治，给汉国积蓄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反击匈奴，从而【变无为为有为】，为了在政治上统一人心，顺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趋势，遂对汉初几十年这无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认。

但是在苏咏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执政方式可以称之为无为而治，真正的无为根本不可能治理国家。

所谓的无为，本质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制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后照章办事，官府官员守规矩、不搞事、与民休息，是一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

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低损耗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只是全面战争时期，这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全面战争。

想想也明白，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一个组织，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无为而治呢？

民众体感的无为而治，恰恰证明了官府执政的成功。

官府设置了一套规矩，自己也进入其中，大家一起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超脱，不乱来，不破坏规矩，时间长了，最初的有为就成了底层民众体感上的无为。

想要办大事，需要有为。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积蓄国力，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降低执政成本，恢复民生和因为战乱而损失的人口，就需要“无为而治”。

虽然时代变了，斗转星移，汉初黄老之学倡导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可能适应当下的生产力状态，强行回到过去，那就和王莽一样，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大型社会实验。

但是其本质并未过时。

即每一个人都守规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想要民间守规矩，不难，想要官方守规矩，很难，因为规矩本身也是官方制定的，如何让官方也守规矩，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水平。

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精髓。

曹参没有刘邦的威望，没有萧何的天才，所以他把那些喜欢搞事情、天天想着升官发财的不稳定分子赶出自己的执政班子，换了一群老实巴交只知道照章办事的人来帮他贯彻萧何留下的规章制度。

官方守规矩，就意味着不折腾，意味着较少的侵害民间利益，就意味着较低的行政司法成本，就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

当然了，不管对于西汉也好，对于大明来说，曹参的做法都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正面效果，轮到变革时期，这套机制必然要变。

但问题在于，这种切换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逆的。

古代朝廷一旦因为某种原因结束了这种轻徭薄赋的无为状态之后，在需要有为去处置的大事变终结以后，就几乎不可能再切换回来，下一次的无为而治，必然是下一个王朝。

因为一次有为变革耗尽了民力之后，官僚们就不守规矩了，不再给民众下一次休息的机会，一直那么有为下去。

而农业时代的民力积攒的不够快、不够多，经不起官僚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捞政绩形式的“有为”，农民会加速破产，帝国也会加速走向灭亡。

事到如今，苏咏霖已经不奢求自己建立的国家哪怕在自己死了之后都能一直维持火红的状态，但是他也不能允许这个国家堕落。

所以他决定为明国建立三套机制，立下三个机制下的三套规矩。

第一套机制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机制，第二套机制是局部战争时期的机制，第三套机制是全面战争时期的机制。

他要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将这三套机制制定完毕，使之成为贯彻明国上下的三套规矩，通过法律形式将这三套规矩确定下来，成为全民共识。

未来大明出了什么事情，按照三种情况来分辨，决定启用哪一套机制就可以了。

就苏咏霖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从无为转变成有为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从有为切换回无为状态，就相当相当的困难了。

原因很简单。

无为状态下，官方守规矩，不能为所欲为，民间依靠规矩，反制力量较强，官方需要更多的让利民间，因此做官难度较大。

简而言之，想高升想政绩要名望的官儿在无为时期不会很舒服。

而在有为状态下，因为各种需要，无为状态下的规矩被打破，官方力量开始冻结之前的规矩，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力陡然增强，便于进行总动员。

这种情况下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恐怖的，汉武帝以此动员整个大汉对匈奴发起了空前勐烈的战略打击。

然而这不是没有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