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半，医生身旁的盘子里血淋淋地放有七八粒铁砂，大小不一，医生还在用镊子往受伤者左臂一片血糊糊的皮肉里挑动，受伤者脸色苍白，闭着眼，疼得满脸汗。 刘仲义把两个陪同的男人带到院长办公室，简单询问了事情经过，经过和刘队长预想的差不多：伤害方和被伤害方过去有过冲突，伤害者曾扬言不让被伤害者过年，于是就发生了今早的情节，两个男人都表示说他们与事件无关，也没有看见当时场面。所以细节还要待手术做完后调查。刘仲义记下了两个男人的名字和住址、单位。在大厅里等候时，刘队长已十分不耐烦，他对这种干扰破案的斗殴事件毫无兴趣。但看见化验科门前排有七八人的队伍，感到奇怪。这些人大多戴着旧式布面棉，套旧式棉裤，属于煤矿上70年代发的那种。都脱去半边棉袄，一条胳膊在里面。排队的还有个女人，围蓝花头巾，四十多岁的样子。刘仲义扬扬下颏，叫小余过去问问。小余转回来时说：“卖血的。”“过节还卖血？”刘队长不大理解。“就因为过节才卖血吧。”小余说。刘仲义问身边走过的护士：“你们怎么这个时候还收血？”护士不认识他，疑惑地望了一眼，边走边说：“谁愿意收？他们排不上，找了院长，这是现加的号。”刘队长不吭声了。卖血的有两种，一种是职业性的，隔一段时间非卖一次不可，不卖身体受不了。另一种是临时性的，急等钱花。看来这些人属于后一种。那个女人，他似乎有点脸熟，像是矿山的家属。他感到一阵心酸。他也是矿工家庭出身，了解矿工的日子，警察这职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月月开得出工资，还有点特殊威信，能维持男子汉的面子，他觉得自己这个警察是保护矿工利益的。

他知道有户人家，三口人，男的下岗，靠女的每月200多块钱工资生活，夫妻平时难免有点口角。男的不喝酒，把烟也戒了，只是每月向女的讨2块钱理发，时间一长，女的烦了，顶了一句说：“你还像个男子汉吗？”男的当时无话，过后越想越想不开，到小树林里挂了根绳子上吊了。女的哭成个泪人，后悔已晚。这只是工人中最穷的一部分，包括眼前卖血的人们。刘仲义痛恨的是，还有人来抢他们仅有的一点工资。他懒得等手术做完，交代小余留下处理一下，自己匆匆赶回分局，那边的摸排工作还很繁重。这也是几天里指挥部统计上来的唯一一起枪伤事件。指挥部怀疑犯罪分子是否真的中了一枪。

对11号无名尸年龄推断有了初步结果。 年龄的推断一般有三种方法，最直观的自然观察皮肤的皱纹。青年人皮肤细嫩，看不到明显的纹路，到了20岁左右，人的前额部出现横纹；到了25岁左右，眼角开始有了鱼尾纹；到了30岁左右，鼻唇沟就显出来了。如果看到什么人脖子上起了一条条横纹，耳朵前面有一道一道的竖纹，就能估计出对方年逾不惑，到了人脸上的皱纹把一块脸分割成无数碎片，此人已经是75以上。至于平时人们说：“你不象有多少岁”之类，只不过是没有注意观察细部特征而已，在法医看来，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11号尸体全身的皮肤都被烧焦，不能指望确认什么了。 目前推断年龄最可靠的方法是骨骼的检查。人在25岁以前，可以用x光照射推断近似年龄，因为人体骨是由骨化中心发育成的，骨化中心逐渐骨化直到发育为成骨，这中间的不同阶段显示有年龄的特征。比如2岁的儿童前囟门闭锁，4岁的儿童有4个腕骨，等等。从颅骨骨缝的愈合情况也可推断年龄，但根据耻骨联合面形态上的变化来辨认也许是误差最小的做法。

11号尸体暂时不适于做骨骼检查。倘若他是一名无辜的受害者，那么最好再耐心等待几天，等亲友来认尸，不要急于解剖尸身。如果他是罪犯之一，此类检查也最好送到省厅四处去做、四处有国内知名的法医专家车则仁，设备条件也是国内一流的，做起来更有把握。 那么剩下的就是从牙齿来推断无名尸年龄了。省厅工作组的法医吴印达和市局的法医伦江等仔细地清洗了尸体的牙齿，然后轮流观察，得出印象。死者已经长出智齿，也就是第三磨牙，这只能说明死者在18上。有的人30岁或40岁才露出智齿。他们更注意死者牙齿的磨损程度。牙齿的牙釉质和牙本质在咀嚼中会有所破损，破损后不会再生，只能用人工方法加以修补，所以，牙齿咬合面的磨损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会不断有所增加。死者的第一磨牙和第二磨牙在牙尖顶和边缘部分都稍微有些磨损，有个别牙牙尖磨平了。反复看过几遍以后，几位法医分别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推断，又放到一起，打开来看。一张纸片上写着26岁。一张纸片上写着24岁。一张纸片上写着23岁。一张纸片上写着27岁。这样，平均下来，估计死者为25岁左右。数字不见得准确，但事后证明已经相当接近了，重要的是，法医们的鉴定使指挥部成员对无名尸的概念一下子清晰了许多。可以基本断定，死者是个青年人。而犯罪分子看来基本上也都是青年人。他是否可能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呢？

北京“212”吉普车方向盘正中留下的一枚指纹被谨慎地取下，指纹大体上完整，而且清晰，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出簸箕形。这样的指纹在室内现场一个也没有发现，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取下指纹是刑技的事，查找是谁留下指纹则是刑侦的事。一般来说，查找指纹只有两条捷径，一是有具体的嫌疑人，只要设法去验证就是；二是事主犯有前科，指纹档案上存有纪录，去核实就是。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那么为了一个指纹可能把侦察员的腿跑断。

曾经有件旧案，为了玻璃上的一个指纹，动员了十几名侦察员，跑了四个省，花了上万块钱才得以落实。 吉普车上的指纹档案里查不到，侦察员们的视线就分散到与司机房义贵关系密切的人们身上，同时调查其它与房有关的线索。28日下午与房义贵一起修车的刘姓司机说，他没有上过房的车，房义贵平素与别的司机来往不多，他只能列出少数几个司机的名字。侦察员当场对了刘的指纹，又一一走访了其他几个司机，证明了他们都与那辆车无关。走访一位姓王的司机时，司机的老父亲正犯心口疼，疼得在炕上打滚，满脸豆大的汗珠。两个侦察员二话不说，先帮王司机把父亲抬上车，送到医院，又把病人抬进急诊室。值班的急诊大夫正在煤气炉前炒菜、听见招呼、很不耐烦，说：“等着！”等了有5分钟，还不见他开门出来，侦察员忍不住闯进去、看他又在往锅里倒油。侦察员气了，亮出牌子，教训了几句，大夫才关了火往外去。等病人的病情稳定下来，侦察员向王司机说明了来意。王司机很感动，尽其所知提供情况，一连说出几个最近与房义贵有来往的人，还提到，住在房义贵家附近的一伙人经常搭乘房的车，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房曾当王的面抱怨过。那伙人常打架斗殴，房不敢得罪，只好忍气吞声。 这个情况自然引起侦察员的重视，很快向指挥部汇报。

指挥部马上派专人到房家所在的居委会调查，证实确有一个叫“大山子”的青年常纠集几个无业人员滋事，还拦截、强奸妇女。“是强奸吗？”侦察员抓住问。“可能算调戏吧?”矮矮的居委会主任马上改口。“我们也不太清楚?”“报过案吗？”“没有。”“受害人找过你们？”“没有?我们只是听说。”“怎么不报案？”“没弄清楚，再说，他们的事没人敢管?。”“什么意思？”“大山子他爹，他爹区里有人，上次抓进去两个，头黑进去的，二天上午就放了。这是你们来，又出了这么大事，要不然谁敢瞎说？我们也没真凭实据。”“上次抓进去什么时候？”“去年夏天吧?”“几月份？”“大概是八九月份，记得我们孙子刚上学嘛?”何局长把几个侦察员叫来，直接听取汇报，听完就怒

了：“有这种事？再派几个人去，今晚就把事情搞清楚！不许惊动这些人！” 事情当晚就查清楚了，大山子和一个叫铁林的是去年九月十日被拘留的，由于刺伤一个小店铺老板，但没有留下询问笔录。劫持强奸邻里一名女青年的事发生在去年十二月份，当事人没有报案。实际是，大山子和一个叫二喜的把当事人骗到家里，先逼她看黄色录相，她不从，起身时又被按住。两个人用毛巾堵住她的嘴，把裤子脱下来强行发生关系。事情很快在附近传开，大山子的父亲，市机关的一个老处长到受害人家里送了一千块钱把事了结。凌晨四点钟，老处长家被敲开，处长睡眼惺松地看到儿子被便衣警察带走，态度仍很镇静。同时被逮的还有大山子的的两个同伙。街坊四邻都被惊动，约有20多人穿好衣服出来看，都冷冰冰地瞧着，没一个人说话。 如果这伙人就是“1.28”大案的重犯，事情就简单了。可是没有那么简单，经过辨认，目击者没有人对他们有印象，几个人都不会开车，而且有多人证明28日19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看到过他们在一家酒吧聚会。

公安方面还是有收获，又借全市总动员之机破了一起案子。过去也是这样，每发动一次大的行动，顺带的就是对社会面的一次大清理，往往能保证社会治安状况一个时期的稳定。这一点指挥部的人心中有数。又经过多次走访，指纹的问题有了结论。30日夜间侦察员找到了家住乡下的房义明——房义贵的弟弟，他的指纹恰好与吉普车上的指纹吻合。房义明也承认，27日下午他在城里学过车，揿过喇叭。 30日下午，远在哈尔滨省厅指挥中心的张昕枫副厅长再次打来电话，明确做出四点指示，肯定了鹤岗指挥部对案情的分析和工作布置，并强调要下最大的决心，抓住战机，迅速破案。虽然只握着话筒，何局长仿佛也能看到张厅长严肃的面容、下垂的眼睑，这各神情标志着张厅长进入使下属望而生畏的状态。如果不是省厅正召开全省系列杀人案件研讨会，脱不开身，张厅长可能会亲自动身来鹤岗。现在，他坐镇指挥中心，每四小时了解一次情况，也够何局长感到压力异常了。每四个小时，他就要向厅长说出点什么，还要向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听取指示。也只是在这种时候，才没有人羡慕公安局长这个位置。 何文轩干了一辈子公安，搞了一身的病，现在还在发着低烧，他只希望身体能坚持到破案那天。就在31日上午，案情忽然露出新的线索。

每发生一次大案，

公安局在破案过程中就会趁机破一批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