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四处，逐一参观陈设着各种高级先进设备的科室，与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交谈，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公安厅内部还有这样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这与人们对公安机关的一般印象截然不同。四处的人大都具有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历，有的是研究生导师，多数人为高级和中级技术人员。公安科技被称为“第一战斗力”，20年里，这些温文尔雅的书生参加了上千起大要案及疑难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为基层部门和兄弟单位鉴定复核了各类案件一万五千多起，包括法鉴案件三千五百多起。省内一些有名的案件，如98次列车爆炸案、七台河爆炸案、“三张”案件等，所里的技术鉴定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仿佛可以说刑技和刑侦人员的关系是“秀才”和“兵”的关系，刑技人员多敏感、细腻，刑侦人员多豪爽、粗放，彼此自然有不尽融合之处。不过，真到了绑在一起干的时候，也没有不同心同德的。破案中刑侦、刑技缺一不可，但有时首功在刑侦，有时首功在刑技，当刑技贡献突出时，刑侦总是由衷敬佩的。

如98次列车爆炸案中，车厢里炸死9人，炸伤47。在血肉横飞、遗物狼藉的现场，四处的人连续奋战，充分运用了痕迹、法医、理化等技术手段进行勘查和检验，终于认定引爆物为雷管和1号电池，并且确定了引爆人和引爆点，为及时侦破此案提供科学依据。在1991年讷河县发生的特大杀人案中，犯罪团伙先后将40余名被害人尸体掩埋在菜窖及深坑中，作案手段之残忍、犯罪时间之长、残害人数之多，都属全国罕见。四处的技术人员与当地同志一起，在随时可能出现塌方、尸毒感染和乏氧窒息的恶劣环境下，不怕脏累，不顾个人安危，在腐烂如泥的尸体旁坚持工作。有时一边打点滴、一边工作，仅用8天时间就将尸体挖掘、检验处理完毕，圆满完成检验鉴定任务。这些事迹无疑都使刑侦人员心悦诚服。 这个所讲究在办案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办案中增加购置设施、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为科研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办案工作不断扩大检验范围、不断提高检出率和准确度，使办案更加科学化、规范化，逐惭形成雄厚的力量。在法医方面，过去的检验项目比较单一，物证检验上仅能开展abo的检验。现在，在abo检验基础上能开展mn血型、血清型、酶型、dna及pcr技术，还发展了病理检验技术、法医人类学伤残鉴定，结束了在物证上只能排除不能认定的历史，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1987年3月，哈尔滨亚麻厂发生特大粉尘爆炸事故，现场尸体残缺不全，面目皆非，尸检难度很大。研究所技术人员综合运用人类学、血清学、病理学等多方面检验技能，对尸体进行认真的检验和解剖，准确无误地统计，整理出伤亡总数及作者名单、伤势和每具尸体的详细特征，确定350具无法辨认的尸体源，显示了过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检验鉴定水平。当时的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曾专程代表国务院来研究所慰问、表彰。

1993年肇源县发生一起入室强奸案件，由于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为b型，嫌疑人拒不承认犯罪，常规方法检验又无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构成谜团。后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应用单克隆抗体和酶联免疫新技术，认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质为b型非分泌型物质，与嫌疑人的体液一致，结果为破获此案提供了有力证据。 过去，在强奸案中，被引产的胎儿只能通过形象对比的方式猜测生父，而现在可以通过dna直接认定，准确率达99.9%。因此，近年来社会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亲子鉴定。在痕迹检验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马蹄镜、对比显微镜和立体显微镜几种简单的工具，开展的项目也限于手、足、工、枪等经典检验项目。现在则建立了枪弹档案自动化图像处理系统，开发应用了指甲的同一认定、手工缝纫痕迹检验等技术，使痕迹检验从定性到定量，从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1989年，哈尔滨市道里区发生一起两名女学生遭枪杀案件，研究所根据弹壳查验，很快确定现场作案枪支为省民航管理局的枪支，侦察部门据此迅速抓获了犯罪分子，这些技术方面的进展都对社会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抢到了枪，也不敢轻易使用。 在理化检验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试管、薄层涂布器等一般检验手段，现在发展到拥有电子显微镜、色质谱联用仪等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物证的检验从常量发展到微量，从定性发展到定量，解决了一些过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1984年，北京市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杀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被害人生前曾戴过的手表的链缝中一丝绒线，运用扫描镜进行微量物证检验，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在文件检验方面，过去只有铅笔、橡皮、放大镜、显微镜等检验工具，只能开展笔迹检验，现在则拥有了多功能红外线鉴别仪，可视光谱仪等先进设备、不仅能开展笔迹检验，还能开展污损文字和文件的检验；不仅能开展物理检验，还能进行化学检验。

1991年10月，哈尔滨市烟草公司仓库发生特大盗窃案，被盗各种香烟总价值达人民币三万余元。案件在诉讼查证过程中，检察机关人员发现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龄不满18周岁，情况可疑，于是将这名嫌疑人的户口本等证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检科。文检人员运用红外线鉴别仪进行检验，认定户口本上的年龄纪录是经过改动的，揭露了案犯家属造假的事实。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显然得到大大加强。当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难处，目前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创收”。在经费来源上、生活补贴上、所里都要想办法四处筹措资金。对于技术出身的所长、副所长们来说。搞钱确是件非常挠头的事，要占用大量精力，有时还摸不着门，但也只能勉强为之。没钱，不要说生活来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现场也支不出旅差费。技术人员们出差办案是按技术等级拨款的，一等技术人员每年只拨600元，够干什么呢？所里在前往鹤岗侦破“1.28”案过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这个窟窿不知何时能补上。所谓“孩子哭自己抱着找奶去”，财政上的事找国家讨是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好在这种现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车则仁是研究所的两根台柱子，最初张副厅长就想派他们去鹤岗，当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专机把崔所长接走了，向他咨询火箭运行痕迹问题，车副所长也脱不开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现在，张副厅长仍然认为，鹤岗一案中的技术勘察力量必须加强，要请出全省的技术权威，崔、车二人终于出动了。崔道植与车则仁赶到省厅时，孙匡男等人已在那里等候。

省厅刑侦处处长孙匡男属于少壮派，年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笔挺，一望而知人材出众，也是张昕枫的的一员爱将。 此人1976年底进基层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县局干到1980年，后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队长直至刑侦副局长，1992年选调省厅任刑侦处处长。松花江地区也是大案多发区，但那里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孙匡男的贡献，这也是他不断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与传统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将，也更喜欢手下人具有儒将风度。可谓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传统上，多认为作刑警的应该膀阔腰圆。武艺高强，八面威风，方能镇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孙匡男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专政。现代犯罪活动也日趋向设计型、智能型方向发展，看一个刑警的素质不能只看“一脚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数。

巴安县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说明孙匡男破案的路数。那是一起新婚小两口被杀的案件。小两口开着一家杂货店，夜里遭了难。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剥光衣服，扎了20多刀，店里的现款都被拿走，还丢了些整条的香烟。地上洒有酱油、胡椒粉，看来意在破坏警犬的嗅觉。警方先是怀疑奸杀，经过法医检查未发现行奸的痕迹，只剩下仇杀和抢劫的可能。孙匡男较善于推理。他认为凶手与这家人应该相识，否则夜里很难叫开门。又注意到货架上的奶粉被动过了，就命令调查附近谁家有缺奶的孩子。 调查的结果，真的抓获了一个叫同军的鳏夫，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烟，都是店里丢的。罪犯供认，因为穷，妻子闹离婚走掉了，把孩子丢给他。孩子没奶吃，终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军敲开杂货店的门，想赊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绝，同军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凶器前来抢劫，杀了新婚夫妇两人。

尚志县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万山地区一处路卡前开来一辆汽车，远远地看见车灯在离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灭，下来一个人，又不见了。这情况引起哨卡的怀疑，提着电筒前去视看，见路边停着一辆212吉普车，车上有血迹，人已失踪。于是把车拖回来，次日晨警察开始调查。 很快查清这是辆出租车，从山里开来，侦察员们逆向搜寻，在距停车处2公里的地方发现司机尸体。后来得到线索，有一个去山里收黑木耳的人曾把这辆车租走。作案动机是抢劫还是杀人则分辨不清。租车者可能抢到了一笔钱，那么这笔钱的来源也需要广泛调查。孙匡男的思路与众不同，他认为这里面有些逻辑关系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谋财，那么在山里动手更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应该出山后才行动。在卡点杀人，又在卡点前抛车逃跑，说明他事先对设卡一无所知，现场的位置说明他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 于是，孙匡男的判断是：罪犯的目的是抢车，产生的动机的时间就在抢车前不久。根据这个判断，他指挥部下全体进山查访，后来果然查出，罪犯为辽宁铁岭人，犯有前科。这人进山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搞木耳，没有搞到，十分懊丧，出山后中途想到抢车，遇到哨卡匆匆逃走。久而久之，同事们都意识到这位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确有自己的一套。有点福尔摩斯的品味，孙匡男则很欣赏福尔摩斯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时，那么发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时，你就一定会破获。”

9时10分，徐衍东厅长亲自将张副厅长送至大门口，又一一与孙匡男、崔道植、车则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厅派出的第二工作组便分乘三辆汽车启程，此时距“1.28”案发案已整整15天。孙匡男坐进了张厅长的小车。一路上，他们还有机会交换些看法，孙匡男顺带汇报了处里近期的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人手不够，疲于应付，如果此时省内别的地方又发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晓得派什么人去了。

张昕枫当然能理解，笑笑说：“形势变化的确太快，公安战线上总的看来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还比较被动。最近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防范体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现在人、财、物流动太大，客观上造成许多犯罪的机会，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的流动性大，许多人口不在公安视线里，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孙匡男点头：“您读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吗？这本书听说被批了，书里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农民本来是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都进城了，流动起来，社会也就不容易稳定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农民为什么就该一辈子钉在土地上呢？但从某一个角度上看这种情况也能说明一种变化，就像您说的，开放了，搞活了，人财物也活动起来，如果公安还是死的，像过去那样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应的对策不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加强管理。”有人曾经生动地概括当前形势的变化：大街远处不经商，旅店成了小银行。工厂好比万宝囊，居民楼院变空房、流动人口似水淌，都市里面有村庄。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闪烁夜更长。

张昕枫思忖着说：“我的想法是应该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重点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这个环节，才能有效地预防、发现和控制犯罪。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总是处于被动局面。”他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1996年，张昕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厅长，到任后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哈尔滨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得到大刀阔斧的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大都充实到基层派出所。同时，又向社会上广泛招募大学生，将数百名大学生直接派往基层派出所充任民警，这个大胆的举措震动了警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魅力用在了点子上。并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长都有眼光从长远考虑从事这种基础建设的。

旅途上，张昕枫与孙匡男交谈了不少看法，无一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张昕枫亲自指挥过若干起大案的侦破，在他看来，“1.28”大案属于必破之列，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发生的环境，他认为这一环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对的现实。

在鹤岗方面，公安干警们则由于张副厅长的即将到来而欢欣鼓舞。张昕枫也属于“老三届”，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泰来县劳改支队工作，这个偶然的安排竟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1979年回城后，因为过去这段经历进了当时的人民保卫部即公安厅。后任五处副处长，一年后升为处长，即孙匡男现在的位置。张昕枫不属于凭资历，而属于凭能力升迁的一茬干部，平素以思维敏捷，判断准确著称。有一年，齐齐哈哈市一名叫张振刚的犯罪分子杀伤民警，抢夺到一支“五四式”手枪，又连续杀死几个仇人后潜逃。一个雨天，张犯被人发现在一处居民区。那里全是平房，张犯被堵在一所四合院内，持枪顽抗，拒绝投降。公安干警已经重重包围了院落，房顶上也架了枪，前来观点的群众竟有数万人，驱散不开。宣传攻势不奏效，人越聚越多，好像都不怕子弹，一旦打响后果难以预料。 当时张昕枫在省厅任处长，赶到现场后，所有当地民警都归他指挥。他思索一阵后，命令立刻调来消防队的救火车，院里的人全部撤出，然后指示用高压水枪对准房子的顶棚喷射水龙，一下子将棚顶掀翻，随即命令四处房顶上的火力齐发，将房内的犯罪分子击毙。用了5分钟时间解决了战斗。周围围观的几万名群众没人离开，都看得目瞪口呆。总之，张昕枫的指挥才干被人们逐惭承认，他升任副厅长，是省长亲自点名的。13日下午16时40分，张昕枫一行7人抵达鹤岗。

省厅精锐尽出，破案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