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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城的布局是“南宫北市”,宫城缩在南面的凤凰山麓。
这个位置作为寺庙极合适,作为宫城却有些不伦不类。
也许是宋高宗觉得,如此被西湖、凤凰山、钱塘江包围起来,观感上更为安全。虽然以整个临安地区的地势而论,这里几乎无险可守,只适合敌方展开兵力,若遭进攻,很难守住。
但总之,宫城就是建在山脚下了。
局促是肯定的,大庆殿便须“因事揭名”。
正朔庆典,用“大庆殿”的牌匾;进士唱名,用“集英殿”牌匾;祀神祭天,用“明堂殿”牌匾;庆贺寿诞,用“紫宸殿”牌匾;重大朝会,用“文德殿”牌匾。
总之是一殿多用,十分简朴。
这日三更时分,许多人起身向宫城而去。
谢方叔知道“文德殿”的牌匾已经换上了。
这些年官家渐渐怠于政务,大朝会一月不过三五次,常朝多设在垂拱殿,今日要在文德殿开大朝会,必是要让愈演愈烈的朝争有个结果。
官家忌惮出现史弥远那样的权相,希望宰执们互相牵制,这不假;但自从“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字一出,朝争被摆在明面上,每日里都是群臣相互攻讦,又有阎贵妃、内侍们日日哭诉,官家已经烦透了。
该造势的也造好了,谢方叔料到官家的耐心已经耗尽。
“阿郎,该上朝了。”
“走吧。”谢方叔起身,整理好衣冠。
才走到前院,却见徐鹤行快步赶来。
“左相。”
“边走边说吧。”谢方叔道。
他又看了徐鹤行一眼,叹惜道:“两夜没睡了?”
“劳左相记挂,鹤行还熬得住。是查到了几件要事,特赶来禀报。”徐鹤行语速很快,又道:“李瑕恐在丁大全手上。”
谢方叔脚步依然沉稳,道:“无妨。”
“可是……”
“事已至此,再做什么都晚了。”谢方叔缓缓道:“老夫既然通缉李瑕,便是有确凿证据断定他潜通蒙古。”
徐鹤行拱手道:“明白了,我一定保护好证据。请左相放手施为,扳倒奸党,不必有后顾之忧。”
“明白就好。”谢方叔已走到轿子前,伸手又在徐鹤行肩上一拍,道:“你与希磬自幼跟在老夫身边,如今他走了,你再悲戚,也可不乱了心志。切记,行事需以社稷大局为重。”
“是。”
谢方叔上了轿子,向宫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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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太学生也在走向宫城。
刘芾转头看了看身侧的黄镛,忽道:“器之,你还年轻,真想好了?”
黄镛莞尔一笑,道:“声伯兄是怕我年轻识浅坏了大事?还是怕扳倒权党我更受赏识?”
“我是怕万一事败……”
“岂有万一?”黄镛道:“奸党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诸公证据确凿,岂能败了?”
刘芾道:“可奸党圣眷在身。”
“我信官家能明辩是非。”黄镛道:“近年来,诸生抨击时政,每将官家比作唐明皇,然而,官家即位以来,立志中兴,定灭金之策,俘完颜守绪、张天纲归献庙社,一雪靖康之耻。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如此贤明官家,岂能被奸党蒙蔽?”
陈宜中点点头,道:“官家确有爱民之心,淳祐十一年,各地大雨,官家问‘积雨于二麦无害乎’,郑相公奏答‘待天晴则可’,唯左相知农桑之事,奏曰‘二麦无害,蚕事畏寒’,左相遂得信重,可见官家心系百姓。”
黄镛笑道:“与权兄竟能知御前对奏之事,看来已得左相青眼?”
陈宜中拱了拱手,不答。
黄镛又道:“你们不让诸生来,我认为过于谨慎了。官家即有爱民之心,又起复了洪御史,命他重新审理奸党侵占苏州民田一案。可见,圣眷未必就在奸党。”
刘芾叹息道:“但‘国势将亡’四字,已将左相等人置于与官家对立……”
“不。”黄镛掷地有声道:“圣眷在民,在忠直之臣,今日伏阙上书,我等必定功成!”
“不错,证据确凿、圣眷在民,岂有事败之理?!”太学生们纷纷附和,慷慨激昂。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只见夜色中的杭城大街已堵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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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城挤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人口又多,每到大朝会前,各个官员的轿子、随从挤上杭城大街,常出现拥堵。
“让一让,让一让,这是右相的轿子。”
“惊扰右相了,可前面确实是堵死了……”
程元凤才从钦善坊行到中瓦子,掀开轿帘一看,心知今日莫说是到待漏院歇一歇,堵在这里,能不迟了已是万幸。
这临安行在,本就不适宜为都城。
每到这种时候,偏安一隅的无奈与悲凉不免泛上心头。
“走过去吧。”
程元凤下了轿,又低声自语了一句:“行在,行在……何日才能收复河山、重归东京?”
话虽如此说,从他出生起大宋的行都就已在临安,他一辈子也未曾见过那所谓的“东京汴梁”。
莫说是他了,连父、祖辈都不曾见过。
也就只能感慨一句罢了,都活到这把岁数了,收复河山?岂还有一丝可能?
“让让,右相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