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政府支付不起驻军、地方民兵及警察的费用，那么即便地里的庄稼收成良好，一切也都是白搭。”孙武中校点了根烟, 补充了一句：“我们毕竟是军管区，是先军政治，对军队还是要适当侧重些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度，我们应该好好把握一下，该怎样在维持驻军及建设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地方上的经济建设。”

其实，孙武中校虽然是军人，但走马上任之后也不是没对民生方面一点精力都没投入。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他还请求宁波方面发还部分之前被掳掠的上虞县四里八乡的人口，化解地方上的仇恨，以便推进各项工作，不过被南方开拓队政府干脆利落地拒绝了。而这个不允许，很快他又退而求其次，要求宁波方面至少遣返部分手工业者，以援助上虞、余姚二县的经济建设，但同样被鄞县的马文强拒绝了，理由是那边工业发展较为迅速，类人才缺口比较大，因此暂先不发还，同时还让孙武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让他直有一种想暴怒骂人的冲动。

到了最后，孙武中校写了一封措辞较为严厉的信给鄞县的马文强，并以辞职不干想威胁，这才从那里换来了大约数十名精贵的干部来帮助开展各项工作。这些人基本都是烟台学院和黑水交通学院培养出来的人（这些年前来远东的兵团堡干部越来越少，盖因本土都不够用的缘故），学的也多是和地方民生经济相关，因此很快便被分到了各个关键工作岗位，主持起了各项工作。

但考虑到东岸人建立的是现代政府，对各种管理或技术型官僚的需求极大，这几十个人撒下去，还真有点撒胡椒面的感觉，根本不够用！而在得知宁波方面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他们认为是“熟地”且又沟通南方鲁王政权的嵊县、新昌两地之后，他果断熄了继续从宁波要人的心思，转而更多地在本地提拔人才，这就是维稳会一干人等的运气了，新政权对他们还是有着不小的期待的。

“干部的问题你也不能忽视，现在军管区的各项工作已经渐渐走上了正轨。这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自然也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对我们东岸共和国的忠心固然重要，但现在就连清廷都拉下面子与我们展开何谈了，我们这个军管区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可以说是已经站稳了脚跟。因此，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干部的能力、操守和品行也要逐步提高到和忠诚相提并论的高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样的投机者都任用了。毕竟，我们不能当一辈子没前途的占领军，要逐步向统治者、父母官的角色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工作方式。”孙武中校一边抽着从本土远渡重洋而来的宇宙牌香烟，一边向闵洪贵点明下一阶段的工作思路，只听他说道：“当然这事情也急不得，维稳会的存在就目前来说，仍然很有必要，但必须要加以限制。我听说有些人仗着我们的威风，在县里狐假虎威，欺行霸市，不可一世，这种行为必须要得到禁止。维稳会那边，闵副主任你抽空去给我‘指导’一下工作，对做得比较过火的人敲打敲打，如果他们还不听的话，那么就报告给我，我会让宪兵去处理的。”

“有些人不珍惜我们给予他们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胡作非为，那么也只能拿下了，当临山卫那边的劳改农场是摆设不成！这事你给我盯着点，下个月写一份专题报告给我。”孙武中校最后说道。

闵洪贵闻言诺诺应是，表示自己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才在孙武的示意下，离开了他的主任办公室（原上虞县后衙），朝外面走去。在经过原签押房的时候，他看到几位从宁波过来的年轻干部正在与一些脑后扎着辫子的男人在谈着什么，时不时地还拿笔记一记，看样子还挺忙碌的样子。

是了，这是与清国在确认一些议和的细节，闵洪贵很快想起了此节。

话说，自从儒尼奥上校指挥的东岸大军从萧山、会计、山阴等县撤兵回返，东、清两国默契地以曹娥江为新的边界后，许是对东岸人无休止的侵犯害怕了的缘故，清国杭州大营方面在磨蹭了很久之后，终于扭扭捏捏地派出了一个使节团，要求与东岸方面议和，以使“两国永睦”，百姓不再遭受“兵戈之苦”。

这话说得是好听，可实质上掩饰不了清国方面在东岸人一次又一次攻击下孱弱的本质。换句话说，一旦东岸人集结起相对精锐的数万人马，同时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的话（用海军迷惑、分散清军的兵力），清国方面多半只能面临一次又一次耻辱的失败。因此，在认识到了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之后，清廷在此派出使者，向东岸方面试探性地提出了和谈的诚意。

本来他们可能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以往东岸人经常生硬回绝他们议和的请求，可谁成想这次居然获得了东岸方面积极的回应，这令他们感到诧异的同时，也有些欣喜。毕竟，如今清国面临着形势可不太妙了，毕竟，如今清国面临着形势可不太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