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是户税还是地税，其实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固定的税率。

安史之乱后，量出为入的财政制度是很可怕的。用多少钱，征多少税，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邵树德想要减轻百姓负担，都不需要做什么休养生息的举措，你把税率固定下来，老百姓就很感激你了。

每年收多少钱粮，明明白白给个数好不好？别随心所欲。

所以，裴廷裕报的河南府财政收入，在邵树德看来意义不大，于是他说道：“重点讲讲开支。”

“遵命。”裴廷裕都不用看档籍，直接说道：“大的开支有三。一曰馆驿支出，当府重务，无过驿马。”

说到这里，裴廷裕补充了一句“：河南府诸馆驿，其实是有余钱的。”

河南府驿站有的被承包给了伤退下来的武夫，有的还是官营，原本统归幕府的馆驿巡官管理。

因为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整个河南府每年的馆驿系统都有盈利，在邵树德入主河南府之前就这样。

比如长庆元年（821），“河南尹韦贯之请以去年夏末至今年夏初供馆驿外残钱一万三千五百八十贯、草九万五百八十束，代百姓填元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逋欠及今年夏税，从之。”

河南府馆驿系统，居然还有盈利用来填补应送使的积欠税款，可见这其实是一块优质资产。究其原因，大概是长安经洛阳至汴州这条全国最繁忙的驿道所带来的滚滚利润。毕竟大唐的驿站是对外经营的，餐饮、住宿都挣钱，自己还有驿田，往来官吏的消费也有严格规定，不许超支，故有盈利。

但这不能推到全国其他府州，因为有些地方没这个条件。

“其二曰官俸支出。依大历十二年（777）厘定之外官俸料，河南府俸料额同京兆府。尹一员，月俸八十缗，少尹二员，月俸各五十缗……全年官俸开支六万缗余。”

河南府官员品级高，等同于京兆府，辖县又都是畿县，因此官俸支出是比较大的，占到了当前财政收入的15%左右。

“其三供军递顿支出，此为最大项开支。”裴廷裕说道：“河南府有州兵四千二百余员，年供军五万六千余缗。”

这是包括军饷、物资、采购、训练等各类总支出了。吃饭没算在里面，因为地税可以支出，河南府不缺粮。

“供军不费，递顿极费，且无定数。”裴廷裕说道。

所谓递顿支出，就是过路及临时屯驻的开支。

大唐有制，“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也就是说，禁军、藩镇军外出作战，包括赏赐、抚恤、物资转输之类的费用由中央财政负担，但地方府州仍然免不了有巨大的开支。

大军过境，军士们粟麦、酒肉价要供给吧？临时屯驻，你要负担。甚至到了后来，中央财政困难，地方府州也要帮着中央承担部分开支，甚至比例越来越高。

邵树德治下就是这样。

大军征战，除后方转运外，就近征集的部分也相当庞大。战事越频繁的府州越倒霉，基本会把地方财政消耗一空，甚至还倒欠账。

这就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分，一笔糊涂账。

“以河南府的情况来看，官俸、供军及杂费开支，大概占到两税收入的三一之数。”邵树德说道：“去年送使约二十万缗，是这个数吧？”

“正是。”裴廷裕说道。

东都畿汝节度使手里没兵，送使之后的钱，再扣掉幕府官俸开支，剩下的都可以送到邵树德那里养兵，这个数字与汝州、郑州摊一下，大概在十七万缗左右，这就是河南府对中央财政的最终贡献。

四十万的总收入，中央拿到了四成出头的样子。比例有点低，但说实话，地方经费也很紧张，经常亏空叫苦。

“乱！”邵树德叹道。

藩镇为国，要做的东西很多，不仅官制、军制要变，混乱的财政制度也要改变。

在各镇罢废之前，他就经常伸手向节度使要钱，因为他们上供过来的钱不够用，而且上供比例也忽多忽少，有时完全没有，甚至还要上面贴钱发工资。这不是节度使们不努力，实在是战事频繁，财政已经完全乱了。

没钱就向百姓开征杂税，还能怎么办？德宗年间，经历了安史之乱，人口锐减，百姓流亡，地方上有叛乱藩镇，有不纳贡的藩镇，但中央财政收入竟然比天宝年间还高，你敢信？这固然有两税法施行后，豪门贵族、富商土族也开始纳税，税基扩大的因素，但横征暴敛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有些地方的税制，可以定下来了。比如关北道，常年无战事，一户纳多少粮、多少布、多少钱，定一下。地方上的仓城，也遣人归置一下，哪些归朝廷，哪些归府州，最重要的是，地方要给朝廷多少钱，五成，更多？或者更少？”邵树德看向诸位宰相，道：“尔等仔细合计一下。”

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邵树德估摸着，这需要一个道一个道地定，依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个比例。

乱糟糟的财政状况，肯定不是新朝应有的气象，该上正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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